开门见山 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

这本书不是小说 是历史纪实;

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 我是个作家。

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 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

这完全是机缘巧合。

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 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 过程跌宕起伏 细节妙趣横生 结局发人深省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 我意犹未尽 去搜寻了一番资料 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 编纂成了一本合集 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 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 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 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 里面的人心百态 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 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

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 肉白骨” 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兴奋之余 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 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我自己动手 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 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 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是文最初发表于我自己的微博 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 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 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 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 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 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 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 但视角实在太高了 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 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 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 再往下 没了 或者说记录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 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 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 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 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 便弛然而卧;抓不到 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 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 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 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 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 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 如何演变 如何激化成民变 又如何收场 详尽过程还得看《丝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 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 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 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 一应在目 恍如亲临。

写完徽州丝绢案 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 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

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里 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 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 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 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 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 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 但恰恰从这些“小”中 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 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 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 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 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 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 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 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 因此也效仿先贤 在这几篇文章里 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 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 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另外 再次重申 我不是专业学者。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 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 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 明代采用两京制 南京同样设有六部 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 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 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 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 颇有实权。再比如说 在《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 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 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 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 确保细节无误 你别无选择 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 推论严谨 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 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 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 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 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 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 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 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 环环相扣 众人拾柴 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 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 研究它的学者很多 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 彼此不通 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 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 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 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 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 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 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 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 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 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 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 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 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 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

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 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 还与我讨论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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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 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 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 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 存本质量差 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 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 即使校对出来 也鲜有人问津 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 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 只要有益于世 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 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 篇幅所限 不能尽列。总之 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 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 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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