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柏青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他年轻时跟着父亲上山下乡,后来踩着时代的东风，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的许多同学都比他混得更好、混得更有地位、更有能力。有时我想，若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遍地都是机会和金子，姚柏青这辈子绝没有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机会,何况还是在那样的顶级学府。当然，我也要客观地承认，或许姚柏青本身对学习的执着也促成了他被老师赏识,最终拿到教职这一终身成就。尽管如此，我会将其形容为他“书呆子”的本质,毕竟他也没别的会做的事。
事实上,姚柏青人生的后来四十年证明了我的判断。他在研究上没有开创性的建树，在升职上落后所有人一截。在他曾经的同窗谈起职称、谈起股权、和各级官员开始称兄道弟时，他还是只会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一块豆腐两瓣蒜。并且,在每一次我提出我的问题时，将一切“进步”的秘笈归于努力和学习。
或许还有正直。
我能给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一个因恨着我的父亲,几十年没有回家的女儿。
我从十三岁开始,厌恶关于我家的一切。从被缝上袖子的吊带，到买不起的电视机，同学买冰棍时永远空空的口袋和“不要虚荣”的教育,再到不被允许去的舞厅和录像店。这份厌恶在我十八岁时到达顶点，因为姚柏青告诉我，他不会在高考这件事上帮助我，他不会用一点点关系、哪怕一点点权势,帮助我进入他任教的大学，又或者，是任何一所大学。
我告诉他时代在改变，是喇叭裤，是吊带，是彩电和香港来的录像带，是曾被人称为“倒买倒卖”的商业行为，也是我，进入更好的学校的机会。我要求他、请求他，只需要在那张报名表上改掉一点点内容，只需要一点点，我就有机会进入那个计划。
可他看我的眼神让他失望，也让我失望。
就好像我这个人——他嫡亲的、唯一的女儿，是个混混，一个走歪门邪道，做最让人不齿的坏事的混混。没有考进他任教的大学，也没有进入任何一座大学。在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在异国他乡里流落的日子里，我都会咬着牙憎恨他那个眼神。就像他期待着另一个不存在的孩子——一个好学，正直，成功，不走歪门邪道的孩子。
光是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骨头里发冷，并开始更深的憎恨。
就像那时，我告诉他，我不会复读，也不会去他戴着眼镜熬了三天夜，翻遍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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