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更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这里张仲景提及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是如何的让古代华夏人民避如蛇蝎!

另外,三国的曹植在《说疫气》曾有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有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同样有所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

其所著的《温疫论》更是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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