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守御武功有功，邓州刺史张寻被加封为检校兵部侍郎，兼京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这算是正式确立了他忠武军中“二把手”的地位。另一封嘉奖，是给裴仲的。敕曰，因生擒贼首黄揆有功，擢邓州偏将裴仲为均州刺史，俟克服长安之后赴任。
对于自己的封赏，张寻早有心理准备。但他没想到裴仲竟然一下就被提拔为了州刺史，几乎跟自己平级了。这让他的心理起了微妙的波动。
倒不是嫉妒裴仲。手下人立功受赏，得到朝廷的认可，张寻真心感到高兴。而且这个升迁也是合适的。黄揆是黄巢的亲弟弟，在黄巢集团中的地位还在孟楷、朱温等人之上，生擒黄揆之功，绝对够得上直接封个刺史。
让张寻感到不舒服的，是唐廷的这种封赏习惯。
唐末因何藩镇割据，战乱不息？受过西方某哲人影响的人都喜欢往经济基础上找原因，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庶族地主阶级兴起，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挑战以皇权为代表的士族阶层……这么说固然没错。但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根本原因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直接原因、客观原因。滥封藩镇，就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条。
晚唐朝廷将大批的武人封为握有地方实权的刺史、节度使。这是一种极为不正常的情况。汉时卫青、霍去病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也不过是封侯，食邑万户而已。也没让卫青亲自去管理他的一万六千七百户食邑。换做晚唐，卫青可能早就身兼数镇节度使了。到时即便他对皇帝再忠心，也难保手下人或者继承者们没有异志。
当然，唐廷也不傻，最初这么做只是逼不得已，自己无力彻底剿灭安史的部下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等人，就干脆就地封官，好似后世的“东北易帜”，图个名义上的一统江山。但唐肃宗以后，历代唐皇却没有纠正这个做法，或者说试图纠正却并未成功。慢慢的特殊情况变成了普遍情况，到了晚唐，已是藩镇林立。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张寻如果再早穿个三五十年，在武宗或者宣宗朝时，或许还能从经济政策上想想办法，给大唐补补钙。但到了公元881年这个时候，大唐已经病入膏肓了。要想延其残喘，必须得先治标。
张寻告诫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武人做地方一把手的旧习。地方的行政、财政大权，必须交给文官。
但是，此时这也只能是他的一个想法而已。这个年代的武人，有谁不是为了搏得一块安身立命之所而从军的呢？好比黑齿暖男，就成天把要当节度使挂在嘴边。要想激励他们作战，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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